读书笔记：清朝是如何“统战”蒙古的？

读书笔记：清朝是如何“统战”蒙古的？

养生要录,广东养生旅游,小暑养生图　　在清朝，蒙古人的政治和社会地位普遍还是比较高的，仅次于处在最高统治阶层的满洲人。

　　养生要录,广东养生旅游,小暑养生图清朝官方“优待”蒙古诸部的政策，最早源自努尔哈赤时期的通婚联姻+联盟关系。在比较短的时间内，满蒙上层之间形成了血缘、政治乃至文化上的一体关系，这与通过军事征服加入清朝的汉族等其他族群迥然不同。

　　当然，鉴于蒙古诸部内部存在的较大差异，不同支系的蒙古部落与清朝官方的关系也有亲有疏。

　　譬如漠西蒙古的卫拉特四部以及青海蒙古，与清廷的关系就远没有漠南蒙古诸部密切，而漠北蒙古的外喀尔喀诸部则处于两者之间。

　　从政治角度看，蒙古诸部是清朝境内各族群中，获得较高自治权利的族群（尽管不是全部成员）。譬如“蒙古事务”的处理工作，占到了理藩院全部工作量的七成以上。

　　因此，作为清朝官方钦定的“好安达”作，蒙古诸部在一定程度上担当着“其他族群的榜样”。仅从礼部的视角观察，我们就可以看出蒙古诸部所受的“优待”。

　　对于“蒙古八旗”序列中的蒙古人，国家专设了单独一个系列的科举考试，即蒙文翻译科。京城中从太学到义学，设立了各级蒙古官学，以此培养专门的蒙古语文人才。

　　清代规定，各蒙古王公子嗣及闲散台吉（蒙古贵族的封爵名，位次辅国公，分四等，自一等台吉至四等台吉）、塔布囊（“塔布囊”源于蒙古语，原指“与成吉思汗后裔结婚者”，是清朝蒙古王公封爵名，分为四等）年满16岁者，按定例给予应得品级官顶（顶戴）。

　　这项权利，甚至超过了皇族宗室子孙，使得乾隆帝大为惊异：“宗室中除承袭封爵及现有官职外，其闲散宗室，向无按品给顶之例。”

　　随即决定“嗣后著将王、贝勒、贝子、公子嗣及闲散宗室年已及岁者，俱照蒙古王公、台吉、塔布囊之例，分别给予品级官顶”。

　　可以使用不同数量的伞、枪、旗帜等，遇有行围、出师场合都可以使用。唯有马缰不得使用金黄色和紫色，这两色是皇家专用的。当然，兼有皇室成员身份的蒙古额驸不在此限，另有规定。

　　清代的国家祭祀有大祀、中祀和群祀三种。从高到低的三个祭祀层次中，蒙古都取得了一定的地位。

　　外喀尔喀部的超勇亲王策凌（戳文章老北京“奇葩地名”考：“六公主坟”的前世今生 ，详细了解）和科尔沁部博多勒噶台亲王僧格林沁，其神位就分别分列与太庙的东西两庑（wu）。

　　要知道，全部13人的配祀队伍中，除满洲和蒙古二人外，汉族代表只有张廷玉一人。

　　出于“华夷之辨”的正统观，明朝后期刻意压打压北方少数民族，大部分元朝君臣都被“开除”了（戳文章：探知：元明更替，算不算“民族革命”？ 详细了解）。

　　清朝入关后，统治阶层对“正统观”进行了相应调整。顺治年间，增加了辽金元三朝帝王名臣，如元太祖成吉思汗，木华黎、伯颜等蒙古君臣。

　　群祀，群祀中有祭祀人物的贤良祠、昭忠祠，也有岳、镇、海、渎和天下名山大川的自然神祭祀。

　　像策凌就入祀京师贤良祠，而僧格林沁除了在京师入祀昭忠祠外，还拥有自己的显忠祠外，在山东曹州、安徽蒙城、天津和东北奉天，都拥有专祀。

　　清朝皇帝巡行盛京（沈阳）时，也会令理藩院派人祭奠蒙古王、额驸、功臣坟墓。到了清中期后，这种专祠甚至建到了塞外的边疆民族区域，譬如宣统朝在蒙古旗中建立了潘万才祠。

　　另外，清朝还有意识地在边疆民族区域选择自然神祭祀对象，从而扩展自己的祭祀范围。如东北的长白山神，广西的海阳山神，新疆伊犁的阿布拉山诸神，西藏的瓦合山神等。当然，最多的还是在蒙古族群分布的地区。

　　除了国家机关设宴接待外，每年八旗中下五旗王府还要再设“王府筵燕”接待，但负责组织协调的是礼部和宗人府。

　　“外藩蒙古王公朝贺来京，由礼部奏请于元旦后在五旗王府筵宴五次；由礼部将筵宴日期及宴席羊酒数目开列礼节，咨呈宗人府转行各王府办理。”

　　蒙古、西藏活佛来京，清廷还会给予丰厚的饩廪（食物），按日发给。以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例：

　　每日给蒙古羊一，鹅二，鸡三，牛乳七鏇。每十日给牛一，二两重黄茶一百五十包，酥油五斤，棉花八两，盐十八斤，二两重黄蜡烛五十枝，白蜡烛十枝，灯油十斤，酱五斤八两，醋一斤，苹果、柿各一百枚，槟子、梨各一百五十枚，栗、枣各十斤，葡萄十五斤，核桃三百个。回程路费给牛一只半，天池茶一百包，酥油五斤，二两重黄蜡烛五十枝，盐二十四斤。随行护送的、台吉、宰桑、护卫等，照例各按品级给予银两。

　　蒙古王公及下嫁蒙古的公主、格格辞世。清廷除遣礼部、理藩院官员前往宣读祭文外，还要赐给抚恤用的牛羊，通常是折成银两赏给，甚至连皇帝本人也赏给其治丧银两。

　　不止是蒙古上层的王公大臣，一些普通百姓，也能“机缘巧合”得到朝廷官方的赏赐。

　　乾隆五十三年（1788），阿尔泰乌梁海部巴牙尔图旗老兵默多尔沁年满103岁，乾隆帝认为“默多尔沁年逾期颐，身体强健，寿祥远届蒙古部落，洵为升平嘉瑞”，命礼部查例赏赐。

　　嘉庆二年（1807），“察哈尔站兵吹扎布之妻一产三男，礼部题请照直省民人之例，赏给米五石、布十匹。蒙古以牲畜为养生之资，赉以米布，在本家俱不适用。著交该都统等核照米五石、布十匹所值，折给马牛羊等项牲畜，俾资生计。”甚至在后面还出台了一项“定例”，“嗣后蒙古地方有一产三男者，照此赏赉。”

　　道光八年（1828），皇帝针对蒙古出现追求娱乐，学习唱戏等浮华风气，专门谕令管理旗务的札萨克官员大力清除，以恢复其“纯朴旧俗”。

　　咸丰三年（1853），皇帝借官员毓书呈奏机会，又一次就外藩蒙古人学习汉文汉语、起用汉名，发出禁令，并通过理藩院传达到整个蒙古区域：

　　蒙古地方，素性淳朴，不事浮饰。近来蒙古人起用汉名，又学习汉字文艺，殊失旧制。兹据毓书奏称，蒙古人词讼用汉字，更属非是。若不严行禁止，断然不可。著理藩院通行晓谕内外各札萨克部落，嗣后凡蒙古人务当学习蒙文，不可任令学习汉字，以副朕敦厚蒙古淳朴风俗之至意。

　　我们必须承认，在清朝的绝大多数时间里，官方对以蒙古诸部为代表的边疆各族的“统战工作”，表现是可圈可点的。

　　清朝皇帝“天下共主”的地位，得到了有效的强化，即便是少有的几次来自边疆和境外族群的挑战，并未酿成严重危机。

　　至于清末的外蒙古等地的分离运动，并非来自体系内的冲突，而是俄国等帝国主义势力对手的背后操控，对于清朝而言已经“超纲”了。